财路哥明朝建文元年 （1399）七月，燕王朱棣起兵叛乱。朱棣初起时，他已被解除兵权，能调动的军队至多数千人。反观朝廷，动辄可调兵数十万，以举国之人力、财力与一隅相争，道义上也占上风。可朱棣最终还是成功了，这又是为何？
仔细考察”靖难之变”，我们就会发现：双方最高统帅素质的显著差异，才是决定胜败的根本原因。
首先，建文帝太年轻，心躁气浮。建文帝在即位后，掌握着处置诸藩的主动权。如果他恩威并用，待时机成熟后，再对个别藩王予以处置，则诸王不得不就范。可是，建文帝在即位后不到一年，即连废五王。这就造成燕王除造反外无路可走的局面，也使国人对燕王产生同情，进而支持他。
反观燕王朱棣，他虽早有夺位野心，但是一直隐忍不发。术士袁珙给他看相，袁珙称他为”异日太平天子”，他佯装不解，将袁珙驱逐至通州。袁珙已登船准备沿运河南下，他才确信袁珙不是朝廷密探，将其召回。可见他是何等小心。
张昺、谢贵奉命率重兵包围王府，燕王的问题本可一举解决。但燕王假称愿意交出朝廷所要逮捕的属下，张、谢被骗入府中被杀，围府的军队迅速瓦解，形势遂告逆转。后来，一直到攻入南京时，燕王仍然打着”奉天靖难””清君侧””周公辅成王”的旗号，没有大肆宣告自己夺位的真实意图。这不仅蒙蔽了大批官吏、民众，甚至还使建文帝产生了幻想。
建文帝总以为以全国之力扑灭燕军不成问题，因而对此掉以轻心，这是他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。燕王起兵后，北方战火连天，建文帝却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定官制等方面，似乎从未考虑亲征，只是寄希望于李景隆这种徒有其表的人身上。
建文四年（1942）四月，燕军打到淮河一带。只因平安、徐辉祖、何福等打了几次胜仗，朝廷就认为燕军不足虑，竟召徐辉祖率军回南京，致使平安、何福势单力孤，燕军乘机反攻，朝廷军队惨败，失去了消灭燕军的最后一次机会。
与建文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燕王每战必全力以赴，身先士卒，斗志昂扬。他对双方每位将领的特点、部队的士气、城池攻守的难易、地理形势的利害、战阵的得失等等，了然于胸。
白沟河大战，燕军初战失利，战至夜深收兵，燕王亲率三骑殿后。因为迷失道路，燕王下马伏地视河流，才辨出方向回到营中。次日再战，燕军又败，燕王亲率七骑冲阵。朝廷军队箭如雨下，燕王坐骑多次被射倒，多次换马，所带的箭用尽，乃挥剑奋击，终获大胜。
夹河大战中，燕王亲自督阵，及战罢还营，满面尘土。诸将一开始都认不出燕王，直到听到声音，才上前相见。加上他善于安抚将士，部下大多都愿意拼死效命。
建文帝深受儒家仁义之说的影响。他对燕王既害怕，又下不了置之于死地的决心。当断不断，患得患失，这是导致他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。
建文元年（1399）二月，户部侍郎卓敬密奏：燕王智谋绝人，酷似太祖。且北平地势雄峻，金元皆兴起于此，应将燕王改封南昌，以绝后患。建文帝看过奏章后，将它藏在衣袖中，次日对卓敬说：”燕王骨肉至亲。”卓敬说：”隋文帝和杨广不是父子吗？”建文帝沉默许久，结果说：”还是算了吧。”
及至燕王起兵，耿炳文率师北伐，本当一鼓作气，消灭燕王，可建文帝对诸将说，一家之内开战是不祥之极，要将士们与燕王对垒时务必体会他的意思，不要让他背上杀叔父的恶名，弄得将士们顾虑重重。后来在东昌大战、夹河大战中，将士们有多次杀死燕王的机会，但因为建文帝有言在先，不敢出手。
再看燕王，他从正式起兵开始，就从来没有动摇过，一心要夺取皇位，至少要南北分治。耿炳文、李景隆先后率数十万大军来伐，燕王毫不畏惧，出战之际每每”面有喜色”。每获大胜，或遭大败之后，燕王都不失时机地上书朝廷，自称”臣燕王棣”，表明自己无意造反，有意罢兵，实际上则加紧布置，整军备战。
小河大战中，燕军连败，骁将王真、李斌、陈文等皆战死，将士们都要求暂渡小河休整。燕王则认为已到关键时刻，必须继续进击，否则将士解体，将无法挽回。但是，他说服不了诸将，只得下令：”要渡河的站左边，不要渡河的站右边。”结果大部分人都往左边站，燕王大怒。幸亏大将朱能站出来支持燕王，燕军才留下来。结果，燕军取得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。统帅个人的坚强意志，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正是以上种种原因，让朱允炆走上了末路，造就了燕王的成功。大明易主，不是什么偶然，而是朱棣强于朱允炆的必然。
